长子县抗日游击战的第一枪
1937年8月，高扬文到长子县担任组织人民武装的任务，正式职务是长子县人民武装自卫队副总队长。高扬文到长子县时，县里已有牺盟会，特派员是河南人胡广恩，上面任命他兼人民武装自卫队总队长。于是，高扬文就到牺盟会报到，牺盟会驻在城隍庙里，他就在庙内一间小房“安营扎寨”，其实那时一个兵也没有。胡广恩那时还不是共产党员，每天忙于做县长、士绅们的工作，还没有考虑组织人民武装问题。不过牺盟会已有几个工作人员，如康福申、李定坤、李武科、张星图等，都是从太原、北京、天津回来的学生，他们都希望和高扬文合作。有了本地干部的支持，高扬文信心十足，决心在长子县干一番事业。
怎样“招兵买马”，把队伍组织起来呢？高扬文刻了一个长子县人民武装自卫队副总队长高方虹（此时高扬文的名字叫高方虹）大印，盖在石印的“游击战争训练班招生布告”上，在大街小巷和附近农村到处张贴，广为宣传。这个办法果然生效，几天的工夫，就有三十多人来报名，参加游击训练班。报名的人有本县的高小毕业生，有从太原回来的工人，素质是很好的。通过他们串联，又来了十来个人。有了一支队伍，他就抓紧训练，早晨带领他们跑步，上午讲政治课，讲抗日战争的性质和形势，讲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“十大纲领”，讲开展游击战争的重要性。下午进行军事训练，训练不到两个月，大家抗日情绪高涨，政治、军事理论知识也掌握很快，高扬文就以这些队员中觉悟比较高的为骨干，委任他们为排长、班长、政治工作员，放他们回家招收队员，很快就招来200多人，组成两个中队，分别由康福申、李定坤担任中队长，在很短时间内组成了一支队伍，总队部也从牺盟会迁到县立高小，队伍驻在文庙内。
牺盟总会发下十几支枪，但枪少人多，怎么办？自卫队领导就想办法搞枪来武装队伍。胡广恩被派来当县特派员时，先后由牺盟总会发下来四支三八式步枪。高扬文来长子时，带来一支冲锋枪，李定坤家里存有一支三八式步枪也交了出来，后来牺盟会又发下来几支步枪。其它二十余支枪都是靠缴获国民党逃兵的枪补充起来的。1937年11月，川军有些散兵游勇，在忻州一带打了仗，退了下来，那时自卫队几乎每天都要派侦察员到城门外北高庙大坡去观察。一旦发现有带枪的逃兵过来，几个人马上带枪出动，取下他们的枪：“伙计，要誓死保卫华北，不能退到黄河以南去。你不敢抗日，就请你把枪留下，让我们用它打日本鬼子吧！”高扬文对这些散兵们这样说。有一天自卫队忽然得到消息，说是从北边来了一个国民党军官，骑着一匹白色的高头大马，向城里走来，马背上驮着好多东西，身上还挎着枪。于是，高扬文、张星图、康福申和李定坤四个人四支枪，立刻向北门外出发，埋伏在大坡中段的左端岸边，待他进入埋伏圈时，四人就大声喝令：“站住，不许动，举起手来。”因为来的突然，这位军官一下子给吓住，当他稍为镇静下来时，已经被俘虏了。这次行动非同寻常，这位国民党军官的马驮的是大烟土，一过秤，整整573两。很显然，这东西来路不正。高扬文对他进行了教育，并对他实行优待政策，给了足够的路费，晓以抗日救国之大义后，便将他释放了，这样倒给牺盟会、自卫队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。牺盟会干部和自卫队干部战士，每人除发薪金外，还发一定的生活津贴费。牺盟会干部包括每个学员，每人还定做了一身灰色棉军装。
秘密加入党组织
10月20日，陈华夫找高扬文谈话，他说：“我受省委之托，找你谈谈加入共产党的问题。”高扬文一听非常髙兴，对他说：“入党是我盼望已久的，在决死队时已和黎晓初谈好入党的问题，但因为走得仓促，没有办成。”陈华夫拿出一张表格，说：“你的情况，我已了解，你就填表吧，介绍人就是我。”那时长子县没有党组织，不用履行组织批准手续，也没有候补期，高扬文就成了一名正式党员。接着，在八路军长子工作队住处，高扬文与康福申、李定坤、李武科四人一起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。11月，在太南特委书记裴孟飞的主持下，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长子县委员会。陈华夫为书记，李定坤为组织委员，康福申为宣传委员，高扬文为军事委员，陈华夫作为人民武装自卫总队指导员和高扬文住在一起，总队部也就成为县委机关。不久，康福申调走，高扬文又兼任宣传委员。年前李定坤也调走了，上级派来张化波（王一新）任组织委员。县委加紧训练和培养积极分子，发展党员，派往各区，建立区委，发动群众，建立基层党组织。但是由于县长白玉堂和县公道团团长都是阎锡山的嫡系，非常反动，虽然这些都是秘密进行的，但他们也能得到消息，指示各区长和编村村长，严密监视，横加阻挠，还用密电向阎锡山告自卫总队的状。农村工作遇到了困难，开展不快。再加上牺盟会特派员胡广恩也和县委配合不够，迟迟没有把农、工、青、妇救国会组织起来，反而先组织一个士绅救国会。而且还遇到一件严重的事，高扬文在自卫队中发展一名党员，名叫常家驹，一天早晨，常家驹正在高扬文的宿舍填写入党志愿书，高扬文在外屋洗脸，不料特派员胡广恩进了屋内，抢走了正在填写的志愿书。向他索要，他不给，还说不让在自卫队中发展共产党，此事违反规定要上报，弄得大家非常紧张。后来通过胡广恩的未婚妻刘茀笳，把志愿书要了回来。为了此事，太南特委裴孟飞书记特地来长子，把常家驹调走，给予高扬文警告处分。在复杂环境中，长子县委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工作，初步打开了工作局面。
日军轰炸长子城
1938年2月，占领太原的日军开始向晋南进攻，平汉线上的敌人，也向晋东南进攻。这时敌人的飞机不断飞到长子上空侦察。2月20日和21日，敌机两次轰炸长子城。20日战士们出城躲过了，但21日队伍正准备出城，敌机即来到头上，炸弹就下来了，结果炸死一人，炸伤三人。敌机飞去，由康福申带队出城，高扬文处理善后，包扎好受伤者，掩埋了牺牲者。等出城后，才知道队伍一下子跑了百把人。这些战士都是附近的农民，从来没经过这种场面，害怕、逃跑是免不了。高扬文整顿好队伍，向大家讲话，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中国，它的军队打进来了，无论跑到哪里也不安全，只有奋起战斗，打跑日本鬼子，才能保安全，才能不当亡国奴，希望大家振作起来，准备和侵略者战斗，不怕流血牺牲，救国、救家、救自己，为死难的战友、同胞报仇。他的一番话，把战士们的情绪稳定了。3月上旬，日军先后占领长治、晋城、临汾、运城等地，我八路军在河北省井陉县长生口、涉县响堂铺、山西潞城县神头岭伏击进犯之敌，三战三捷。日军飞机为了配合陆上进攻，出动更加频繁，每日都轰炸晋东南各县。长子县几经轰炸，破坏很重，群众死伤数十人。为了躲避敌机轰炸，城内老百姓大部分都跑到乡下，白玉堂领上部下逃到城西50里的山沟里的李家庄躲起来了。县委研究，再待在城里也无意义，也决定撤离到西山，县委撤退到长子县西山地区的张家庄。
县委和自卫总队到张家庄后，高扬文从100人的队伍里挑选了20个人，带上15条枪，组成一个小分队重返长子城，维持秩序，把剩下的人和枪交给张化波、李锦春管理。小分队在城里各处巡视一番，只见被炸毁的当铺里许多衣物都埋在破砖碎瓦里，商店里的货物都散落在大街上。战士们从断垣残壁中，捡来绸棉袍，美滋滋地穿在身上，这是他们一辈子都穿不上的好衣服。高扬文命令大家，不准乱拿老百姓的东西，他们用了一天的功夫，把各处余火扑灭。原来居住五六千人的县城，现在只有21人，小分队先把城门都关上，防止城外的人到城里乱拿物品。接着开始清理街道，把物品送还原处。逃到城外的群众，看到小分队回来了，有的返回家里。刚稳定下来，西北军一个连也来了，连长姓商，他说是奉命守城的。高扬文和商连长商谈，敌人可能从长治来攻东门，也可能迂回攻北门或南门。经商定，西北军有机枪守东门和南门，自卫队守北门和西门。西北军的团部在南门外十来里的尧庙山驻扎。3月15日，日军攻打长子城，有十几门马拉的大炮，轰击东门，后面跟着一大群骑兵和步兵。商连长用机枪还击敌人，自卫队也用步枪射击迂回到北门的骑兵，战斗很激烈，但只有一顿饭的工夫，东门就被轰开，日军骑兵、步兵就向城里冲。城是守不住了，高扬文和小分队从西门撤出绕到北面，经过草坊村，向敌后转移。商连从南门撤走，日军尾随追击，攻到他们团部驻地，战斗又激烈起来，不久枪炮声停止了，日军没有在长子城驻扎，直奔高平县而去。西北军这一团官兵，受了很大损失。高扬文率领小分队转移很快，没有被敌人发觉，一个人也没有损失。
他打响了长子县抗日游击战第一枪
1938年4月4日，日军为解除后方威胁，发动对晋东南的九路围攻，长子县有被占领的危险。高扬文知道小分队没有能力守城，就把小分队带到从长治到长子的大路两旁，准备和敌人打游击。为了制造声势，小分队一个晚上转移两三个村，群众不知底细，纷纷传说，晚上来了许多八路军，住了好几个村子。
战斗的机会来了。大京村一个村民来报告，有一个日本鬼子到了村公所，要肉吃，要酒喝。高扬文问是不是只有一个鬼子，村民说只有一个，他还骑着一匹高头大马。
高扬文立即召集队员，吩咐任务，高扬文带着一班长和两个队员，对付那个鬼子，两个队员去抢那匹大马，其余的人听二班长指挥，在村东埋伏，如有敌人前来，坚决打击。布置完毕，他们跑步前进。高扬文和一班长进入屋内，两个战士在外把门，防备日本鬼子逃跑。日本鬼子把一支步枪靠墙放着，正在喝酒。高扬文趁他抬起胳膊时，掏出八音手枪照他腋下打了一枪，鬼子吼叫一声倒在地上，把门的战士闻声进屋，两个人压住他，另一个战士孙富荣手拿大刀用力砍日本鬼子的脑袋，因为不得要领，砍了三十多刀才把头砍下来。战士把一颗血淋淋的头包好对他说：“队长，你快骑上大马，提着这颗脑袋，到处跑一趟，让大家看看我们杀了日本鬼子。”高扬文提上日本兵的头，骑上了日本大洋马，一路奔跑，奔向县政府所驻的李家庄。六十多里路跑了半天，到了村里，高扬文把人头挂在县政府门外的大树上，高声喊叫，请县长出来看看日本鬼子的头。他骑上马回到县委驻地，把马放下，连夜又赶回大京村，一天跑了120里路。
营救战友 勇斗顽固县长
正在小分队继续寻找战机的时候，总队部派人给高扬文送信，要他迅速回去，营救张化波和李锦春，他俩已被白玉堂逮捕了。高扬文一听怒不可遏，白玉堂竟敢做这种卑鄙的事情。他带着小分队急忙赶回县政府驻地李家庄村外，作了布置，他说：“大家在村外待命，一旦听到枪声，就向县政府冲击。”高扬文怒气冲冲大步踏进白玉堂办公室，把手枪往桌子上一拍，对白玉堂说：“我们在前方打仗，你在后方捣乱，你为什么逮捕张化波、李锦春？”他说：“他们有汉奸嫌疑。”高扬文把桌子一拍：“胡说，他们是堂堂正正的牺盟会干部，你捏造罪名，太可恶了。今天你不放人，咱们武力相见，我的部队正在村外，你要较量较量吗？” 他说：“等我问问清楚再讲。”高扬文说：“不行，现在就要放人，跟我一块走，否则我就不客气了！树上的日本鬼子人头可以作证。”白玉堂说：“张化波投手榴弹打警察，不能放！”高扬文说：“警察抓他，他自然要抵抗，这是自卫，完全应该。”白玉堂自知理屈，又看高扬文怒气不消，也不知村外有多少人马，无可奈何地叫警察把人交给了高扬文。高扬文带着他们两个人，把队伍集合起来，回到张家庄。高扬文建议，迅速转移，离县政府远些，加强站岗放哨，不要让警察进村。张化波说：“还是手里有武装好，否则我俩的命就难保了。”高扬文回到县委以后，和陈华夫、张化波同志商量对策。大家一致意见，白玉堂手下还有一百多名武装警察，可能寻机挑衅。我们的游击队不能再到前方，要留在后方，保卫县委机关的安全。而另一支由特派员带领的游击队，可以继续留在前方。事后，县委为避免与白玉堂之间发生摩擦，迁往距李家庄村30多里的罗辛庄村办公。
岚河边打了一场伏击战
小分队返回游击区两天后，群众又送来情报，说有十几个日本兵进了杨暴村，正找向导，可能要过岚河。高扬文一听只有十几个兵，没有什么了不起，要打它一个伏击。他学过打骑兵的战术，因骑兵跑得快，要集中火力打。他把小分队十几个队员一条线埋伏在岚河边的高地草丛里，待日本骑兵走到岚河桥的中间，十几支枪一齐开火，打桥上的骑兵。让五个没有枪的战士带上鞭炮、水桶，埋伏在一个土堆后，看到小分队撤退时，就在铁桶里燃放鞭炮。果然日本骑兵过河了，但不是只有骑兵，后面还有步兵。高扬文一声令下，瞄准桥上的骑兵射击，日本兵毫无准备，纷纷跌到桥下。战士们一连打了五、六排枪，连步兵也中了他们的子弹。日本兵遭到伏击，迅速抢到河对面的高地，用重机枪和掷弹筒向小分队射击。子弹纷纷打到战士们周围的土里，一个弹片划破了高扬文的额头，他也没有觉得。“打不赢就跑。”他下令迅速撤退，因子弹来得密，站着撤退已不可能，他们一齐向高地旁的一条路上滚。高扬文滚了几滚，看到二班长樊忠监一动不动，就拉他快撤，樊忠监伸出一只满是血的手,摆一摆，叫高扬文们快走。显然他已受了重伤，高扬文也拉不动他，只好把他丢在阵地上。滚到大路上，因路比高地低，他们可以弯腰向后跑。就在高扬文他们撤退时，后面鞭炮齐鸣，掩护他们，日本兵不知虚实，冲到高地上，再没有前进。但可怜的杨暴村老百姓遭到报复，被杀十几人。日本兵退后，他们重返高地，只见二班长被刺刀刺死。战士们把牺牲的英雄掩埋了，就地开了一个追悼会悼念他。高扬文流着泪说：“这个仇一定要报，我们要多杀几个日本鬼子，报仇！报仇！”小分队到杨暴村，村里一片哭喊声。他们慰问死难家属，希望村民组织起民兵，保卫家乡。这次伏击战日本鬼子死伤十多人。
毕生奋战为人民
1938年4月29日，粉碎日军九路围攻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后，晋东南包括长子在内的8座县城得以收复。中共长子县委机关从罗辛庄村返回县城，驻西街当铺院办公。5月初，中共长子县委鉴于自卫总队已有党员87人的情况，为了便于领导，决定总队建立党总支部，中队建立党支部。自卫总队两级党组织建立后，高扬文任总队党总支书记，连忠堂、裴谦分别任一、二中队党支部书记。县委积极组织群众，筹备成立工、农、青、妇组织，成立各区区委，在农村发动群众，口号是减租减息，合理负担。在斗争中，发现积极分子，发展党员，改造村政权，这是开辟长子的工作，进入全面发展的新阶段。
1938年5月，高扬文正在和县委的同志们筹划到农村发动群众、改造旧政权、开展建党工作，突然接到特委的通知，调他到晋冀豫省委党校学习的通知。
1938年12月，高扬文从长子县调出后，在省委党校学习半年后，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。他历任中共沁县县委书记、中共太岳第一地委组织部部长兼沁县县委书记、中共太岳区第一地委书记兼太岳军区第一军分区政治委员、中共太岳区委宣传部部长。1943年8月，入延安中央党校学习，1944年起任延安《解放日报》评论组组长、国内部主编兼新华通讯社国内部主编。1945年4月至6月作为晋冀鲁豫代表团成员出席了中共七大。1949年4月至9月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。5月至9月任青年团中央组织部副部长、部长、办公室主任、书记处候补书记。1952年后，任重工业部有色金属局局长，冶金工业部部长助理、冶金工业部副部长，部党委副书记。1966年5月，兼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。1966年5月至1967年4月，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。1978年3月至1980年，任冶金工业部副部长、党组副书记。1979年12月，任煤炭工业部部长、党组书记。曾任国家能源委员会常务副主任、党组副书记。第一、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。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。中共八大、十二大代表，第十二届中央委员。2004年1月5日，在北京逝世，享年87岁。